2026 / 10家中留下的东西

WHAT I WANTED TO ASK MY GRANDFATHER

我想问
姥爷的那些事

王丹妮 / 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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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4 · 1997 · 2026十章

2026 · 沈阳

老家与相册

1 / 10

1937—1939

相册选页 · 20张照片与题注

南湖今昔 ↔

童年2026

2026年6月，我从美国回到沈阳，重新住进南湖公园西门附近的老家。我们大约在2004年搬走，此后房子一直租给别人。这次回来，坏了的灯具和门窗换掉了，墙面重新刷白，翘起来的木饰面补了补；浴缸、洗脸池和一部分地板还留着，地板上也留着房客使用过的划痕。我高中住校，大学去了美国，对这所房子的记忆，大多是周末和寒暑假。隔了二十多年再住回来，许多地方已经旧了，却还是熟悉。

楼下的南湖公园，小时候觉得大得逛不完。爸爸妈妈带我去，游乐设施周围总有好多孩子。如今雕塑还是那些雕塑，一些设施也还在，热闹却少了。我已经到了带着自己的女儿来逛公园的年纪，看见从前那么热闹的地方冷清下来，多少有一点伤感。

家里地板上有一大纸壳箱老相册，我随手翻起来。大多数照片以前见过，只是二十年没有翻看，再见像碰到老朋友。其中有一本影集，我却不记得曾经打开过：老式带胶的硬纸板，可以自由排列照片，再覆上一层透明薄膜。姥爷把照片按章节编好，细细写上人物、时间、地点，有时还添几句当年的故事。

我熟悉姥姥姥爷老年以后的样貌，也熟悉姥爷的钢笔字迹，可照片里竟然还有他们十几岁、二十几岁、三四十岁的样子。那些从前只听他们零零碎碎提过、没有认真追问的事情，被他自己整理在这里。有一张是姥爷十九岁生日在蓝田拍的，借来一根手杖，摆出很有派头的姿势；多年后做相册，他自己也忍不住拿那副架势开玩笑。另一张中学毕业前的照片，却是满脸心事，题注说前途还没有着落。

我一下子就来了兴趣：照片背后到底发生过什么？这个我认识了一辈子的人，年轻时是怎样生活、怎样想象自己将来的？尤其在那些连国家能不能保住都不知道的年月里，是什么让他那么认真地求学，后来又那么坚决地作出人生中的选择？那年夏天，我自己也有一大堆关于将来的问题，很想听他讲讲。

1996—2002 · 沈阳

育才

我曾经很熟悉一种心无旁骛的生活。1996年考进东北育才时，我在全沈阳几万名考生里名列前三。小学的功课没有让我觉得多么费劲，考育才也没觉得有太大悬念，仿佛只要继续照原来的办法努力，我就能一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

育才是一个管理得非常严格的学校：早晨五点五十分起床，晚上十点熄灯，女生剪齐耳短发，不许早恋。从早到晚，什么时候该干什么，清清楚楚；周围的每一个人，也都可以成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。大家在乎同一件事，朝同一个目标使劲，像一枚枚小磁针放进一个巨大的磁场，很自然地就找到了方向。对于那时的我，这是一个非常纯净的环境。

当然，考进来的人都是优中选优，人人聪明，也人人卯足了劲。成绩最好的那一批，可以全奖直升育才高中；再其次，要交一笔不小的学费才能留下；大约一半的学生面临分流。目标和规则很明确，容错率却很低。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，不会因为升学安排写得清清楚楚，就知道自己一定能得到最好的结果。

可我记得，那时并没有把精力花在怀疑“我这样付出到底有没有用”上。我想的是，既然这是我当下要做的事，怎样才能做得最好。一种方法不管用，就去找另一种；哪些地方没学会，就想办法弄懂。我喜欢看到努力产生作用，也会被别人的认真打动。1996年12月，我在日记里写：“有进取之乐，有拼搏之乐；为自己的成功感动，为其他强者的精神感动。”那是我当时真切感受到的快乐。

后来，排名开始往下掉。我从前一直确信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，忽然不那么确信了，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再赶上去。动摇的不只是对一次考试的把握，还有我对自己的认识。这是人生中第一次很强烈的失控感。有一次，从沈阳打长途电话到武汉，跟姥爷说起自己的处境，说着说着就哭了。

如今再回头看，很容易说，那一两次考试算什么，你后来不是照样去了耶鲁吗？可那时的我不知道后来会怎样，眼前的考验，对一个没有经历过更多事情的孩子，就是很重要。何况，倘若没有当时那种认真和坚持，又怎么知道还会不会有后来的我？一个运动员不会因为比赛总有结束的时候，就不值得为它训练；一个人认真追求自己认可的目标，也不该因为后来知道了结果，就被轻易判定为不值得。

我一直感激自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长大的。自己在成长，周围的世界也蒸蒸日上，仿佛只要肯干、肯学、敢冒一点风险，总有新的机会。我把持续发展当成正常，也把大家庭的圆满当成正常：无论去了哪里，过多久回来，亲人总会在那里等我。那种对未来的信心，很早就成了我的底色。只是后来，事情逐渐不像学校里那么清楚，周围的世界也不再一直向上。

2002 · New Haven

耶鲁

2001年申请耶鲁时，校友面试官 William White 问过我一个问题。我们谈到高中生活，我讲起替班级编集体舞的经历：另一个班和我们选了同一首音乐，我就重新找曲子，把整支舞重新编了一遍。他问，为什么不试着协调一下？有时，合作是不是比竞争更重要？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怎样回答，只记得这段谈话一直留在脑子里。

我对美国大学的想象，主要来自《长腿叔叔》和大学寄来的豪华大开本宣传册。在我的想象里，那大概是另一个版本的东北育才：课程更多，课外活动更丰富，也有更多自由，但好学校里好学生的气氛，应该还是我熟悉的样子。2002年，我带着育才规定的齐耳短发第一次来到美国，星期天早上八点，校园里竟然没什么人起床；室友可以带男朋友回宿舍过夜。原来在同一所学校里，大家可以过那么不一样的生活，在乎那么不一样的事情。

选课也让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。上千门课，选了这一门，看见别人学另一门，又想跟着去。学科之间甚至还有鄙视链：学哲学的鄙视学政治的，学政治的鄙视学经济的，好像越抽象、越不功利，在同龄人面前就越酷。而我总容易把别人各方面的长处加起来，变成自己应该达到的标准，开学时选一大堆课，到了期中又忙不过来。

我给 William White 写过邮件，说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学什么，今天学的东西，也未必是今后用得上的。他给的建议非常实用：我才大一，选哪门课没有那么要紧；要紧的是，不管选了哪一门，都以最专业的态度，诚心诚意地学好、学透。除了知识本身，还要学那些创造知识、发现知识的人怎样研究，他们求知的品行，以及他们构建知识体系时所用的语言和逻辑。

1996 · 武汉，家中原照

那时我仍然会买电话卡，打国际长途回家诉苦，爸爸妈妈、姥姥姥爷就在另一头安慰我。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总是姥姥接。我问姥爷去哪里了，她说他耳朵背，听不清楚，有话可以替我转达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的阿尔茨海默病在加重，已经越来越难同我正常交谈。当时首先感受到的，是少了一个能帮我宽心的人，还没有想到自己应该赶紧问问他的一生。

在耶鲁，我上过史景迁和 Beatrice Bartlett 的中国史课。他们鼓励我去整理自己家的历史，趁亲人还在，做口述，也找其他材料来写。我那时把中国近代史当作一门学科，却没觉得自己家的事有什么迫切。眼前有那么多没见过的知识，家里的老人又都还在，似乎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问。直到二十多年后，真的开始查家族史，才重新想起他们当年的建议。

那几年，我还给史景迁做过学生研究助理。他研究张岱，我把古文先译成现代汉语，再译成英文。张岱写自己讲究过的灯、茶和泉水，写弹琴、吃蟹、看戏、赏雪，也写自己一事无成。明朝亡了，原先的日子回不去了，那些看似琐碎的嗜好和交游却留在文字里。他一面追写亡国的历史，一面记下家里的人，好让后来的孩子知道他们是谁。

现在重读这些文字，我才觉得，自己当时接触的，已经是一种从一个人身上读历史的方法。一个人的贪恋、局限、自嘲，和他不肯放下的事，都可以和时代的变动放在一起读。那时我一行一行地译张岱，却还没有这样看过自己的家人。二十多年后翻开姥爷的相册，我想知道的也是那些年月里的一个人：十九岁为什么借来一根手杖，毕业前为什么满脸心事，后来又为什么作出那些选择。

Wharton → McKinsey → 2025

麦肯锡与后来的路

沃顿毕业以后，我进了麦肯锡，一待就是十二年，做母亲也几乎与这段职业经历同时开始。

我很感激麦肯锡给我的这些年。在那里，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复杂而有意思的问题，也认识了不少至今仍然欣赏和怀念的人。我从医疗数据分析做起，后来参与解决方案和技术产品的开发，逐渐学会怎样从纷繁的信息里找出值得追究的问题，怎样让不同专长的人共同工作，又怎样把一个想法推进到能够实际交付的程度。在工作中，我渐渐明白，一项建议即使分析得再好，要真正发挥作用，还需要理解客户的处境、顾及人的感受、赢得信任，并且处理许多无法靠模型直接算出来的取舍。有些项目十分辛苦，也有很多时候，我由衷地享受与同事一起思考、讨论、创造的过程。这些经历让我成长了许多，也给了我后来独立做事的底气。

假如把耶鲁、沃顿、麦肯锡连在一起，很容易讲成一条不断胜出的路，可实际远没有那么顺。我的晋升非常慢，后来选择了不通往合伙人的职业路径，最终也没有成为合伙人。在怎样做好母亲、怎样把工作做好之间，我经历过很多摇摆，也给自己设过不少限制。有些选择是认真权衡后的结果，有些则确实出于对未知的畏惧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不愿面对找新工作，更不愿面对重新定义一份事业的不确定性，于是在熟悉的平台里蜗居着。我确实怂过。

而这个平台，确实有很多值得留恋的地方。一个成熟的机构，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客户，有声誉，有网络，知道向谁承诺什么、怎样交付、怎样收费。我可以把时间和能力投入其中，与团队一起完成工作，再领取相应的报酬。不必每次都从头寻找客户、建立信任，也不必独自承担一件事情从头到尾的所有环节。这样有效的分工，让我有条件参与许多个人难以独立完成的项目，也为我和家庭提供了稳定、优裕的生活。

妈妈却始终不太理解。她是设计火力发电厂的工程师，总问我：你做咨询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服务谁？别人从你那里得到了什么？说实话，我也没有给过她一个特别好的回答。我可以解释某个项目解决了什么问题，但许多成果是通过团队和客户共同完成的，又往往涉及不便向外人讲述的商业信息。要像妈妈讲述一座发电厂那样，用几句话说明自己究竟做出了什么，还真不容易。

到2024年底，公司经历了一轮轮裁员，工作中的许多话题也逐渐从发展变成了如何保住眼前的位置。我仍然喜欢工作中的许多人和事，也知道自己这些年积累的经验很有价值，可原来能够调动我的那套说辞，越来越不管用了，好像一种病菌对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。我听得懂为什么应该这样做、那样做，也理解组织对我的期待，却越来越难说服自己，继续作出那些牺牲，最后就一定值得。

与此同时，我感到 AI 可能带来下一次生产力革命，特别想亲手试试，它究竟能做什么，能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改变到什么程度。

麦肯锡一直很善于自我革新，也已经在帮助客户探索 AI 转型。但一家成熟的企业有正在服务的客户、需要兑现的承诺，以及一整套持续运转的业务和组织分工。无论大家多么愿意创新，每个人的大部分精力仍然要投入眼前的工作。尤其在业务承压的时候，光是维持既有工作的质量和节奏，就已经需要付出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。

我很理解这种处境，毕竟自己也在这个体系里工作了许多年。但我开始好奇，假如暂时放下已有的分工和职责，从最基本的工作流程开始重新尝试，会发生什么？过去需要不同专业、不同团队协作完成的事情，一个人借助 AI，究竟可以做到哪一步？又有哪些从前根本做不到、甚至没有想过的事情，现在变得可能？

这样的探索需要大量时间，也需要容许自己漫无目的地尝试、失败、推倒重来，不必事先证明每一件事都能成为客户愿意付费的产品。如果继续留在原来的工作节奏里，我很难给自己这样的机会。而且我已经四十出头。如果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发生，我不想等它尘埃落定以后，才从别人的报告里了解它究竟改变了什么。

到2025年初，我越来越想先成为一个没有单位的个体。带着过去十二年积累的经验，暂时拿掉原有组织和分工的限制，亲自试试，在 AI 的帮助下，一个人究竟能做多少事。

当然，从想离开到真正面对没有职业身份的生活，中间还隔着一段求职过渡期。麦肯锡给已经决定离职的人一段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时间，在此期间名义上仍是员工，工资和福利也继续保留。这是一项相当慷慨的安排，让离职的人不必立即面对收入和职业身份的中断。

可等到这段时间结束，最后一笔工资到账，从“在家办公”到“全职在家带孩子”，在别人眼里似乎只隔着一条很细的线，自己心里却很难适应。我每天也很忙，学新东西，写代码，研究各种可能性，可熟人问起在做什么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从前只要说一句“我在麦肯锡”，对方就大致知道该怎样理解我的职业。如今再没有这样现成的介绍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也开始消费降级，学着在约束里生活。以前有一份稳定而优厚的收入，可以相当从容地决定怎样花钱；如今即使家庭经济上没有迫在眉睫的困难，每一笔开支也有了不同的分量。我为自己争取到了安排时间、选择工作、探索未知的自由，同时也在牺牲另一部分财富、生活方式和安全感上的自由。以前那些自由，我已经享有了很久，甚至不太意识得到它们的存在。

我也曾想用“创业者”来填补正式职业身份的缺失。可随即又问自己：那是不是应该赶紧融资，宣讲理念，扩大规模？难道做一件自己的事情，就必须按照大家熟悉的创业路径走下去？既然已经不想再靠麦肯锡的名字撑门面，何必急着去找投资人的招牌？

在耶鲁的时候，职业发展办公室常鼓励我们追随自己的热爱。在麦肯锡，也常常听到要打造属于自己的麦肯锡，定义自己的职业道路。这些话我听了很多年，也一直很认同。只是过去，无论怎样定义自己的道路，总还是在学校、机构和职业所提供的选择中作决定。

如今我想认真试一次。如果不必先决定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职业人，我究竟想怎样度过这一生？

我喜欢智识上的挑战，喜欢研究科学和技术，也喜欢文学、音乐和视觉创作。与人交往对我而言也不只是建立人脉，我很享受深入了解一个人，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，理解他的所思所想。而且，既然我有了更多安排自己时间的余地，为什么还要总是让家庭生活迁就工作的需要？我想陪伴女儿成长，也想有时间关心爸爸妈妈，继续探索那些纯粹因为好奇而让我着迷的事情。

这些兴趣和愿望，在过去的生活里常常被分割开来。有些属于工作，有些是业余爱好，陪伴家人又需要另找时间。我曾经习惯了不断取舍，仿佛认真做好一件事，就必须暂时牺牲其他许多事情。可是如果不再以某一个职位或头衔为中心来安排生活，有没有可能让自己珍视的这些事情彼此交织、相互滋养？

我也不想把这个问题说得太轻巧。时间、精力和金钱都是有限的，我仍然需要工作，需要收入，也要履行对家庭的责任。我只是想看看，在这些真实的约束之下，能否找到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它可以包含严肃的研究与思考，也容得下创作的乐趣、人与人的情谊，以及与家人一起度过的寻常日子。我希望自己不必总把其中一部分留到将来，等另一件事完成之后，再去享受。

我究竟想玩一场什么样的游戏？我想经历什么，重视什么，愿意为什么付出时间和精力，都值得重新考虑。

一年多里，我学了许多以前不会的东西，也做出了一个很庞大的 AI 应用，有前端、后端、数据库，希望把从头到尾的一整套智能体能力都放进去。我很享受从一个想法出发，自己研究、设计、编程，直到看到它实际运行起来的过程。有些过去需要依靠工程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，如今我真的能够亲手去做了。这种体验让我兴奋，也让我更想知道，下一步还有什么可能。

可这样一来，我又时时刻刻担心大公司发布了什么：我的新创意会不会被它们吞掉？它们增加一个功能，我是不是也要赶快追上？我每天坐在电脑前，仿佛一个人就要对抗整个产业。

回国时，本来想让家人用起来，又发现自己在笔记本电脑大屏幕上费心设计的体验，放到他们的手机上，在日常嘈杂的环境里，并不那么合适。我为一个功能反复推敲的细节，使用者可能根本没有耐心去了解。最后甚至没有真正推进到让他们开始使用。

我原本离开麦肯锡，是想亲自探索 AI 能够带来的新可能，可忙着开发自己的产品，又渐渐把自己困在了另一套生产计划里。每天想着还缺什么、要改什么、怎样才能赶上最新的技术进展，反倒很少有时间，单纯地享受一下这些技术已经带来的便利。

在发现姥爷相册之前，大约有两个星期，我有意识地停下手里的工作，决定先做一次消费者。

那些最前沿的模型和智能体都已经在那里，为什么不去享用一下它们的能力？暂时不用为自己的产品防守，也不用要求每个新发现都成为一个商业机会。就从自己的生活出发，想想有哪些一直好奇、一直想做，却因为时间、能力或者条件的限制，没有真正动手的事情。

先不考虑能不能做成生意，也不急着再建一个产品。

我想看看，有什么从前做不到的事，现在真的可以做了。

2026 · 夏

家族研究开始

相册给了我一个现成的问题。我拿去问妈妈，这里面的人都是谁。她翻到题为“两个妈妈”的那一页，指着全家福正中间的一位老太太说：“这个老太太有故事。”我问是谁，她说是她奶奶，还说她和杨开慧是两姨表姐妹。可问到奶奶叫什么名字，妈妈一时又想不起来了。我拿着这条线索去查，查到钟瑾怀，再拿给她看，她说，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

这下可好，我开始不停地搜索，把发现发进妈妈那边的大家族群。表舅舅告诉我，家里前两年已经编过一本《砖屋絮影》，讲的就有这些往事，姨妈那里有。我原来以为只有家里人才会知道的事，网上竟然能找到记录；网上查不到的东西，又可能在某位亲戚的一本书里、一篇文章里，或者藏在另一个人还记得的几句话中。姥爷去世十多年了，这种兴趣倒不像刚失去亲人时的悲伤，更像发现宝藏：这么多有意思的事，竟然就发生在我的亲人身上，离我并没有那么遥远。

与此同时，我也开始抓住零星时间问爸爸。他不爱讲自己的事，让他回顾职业生涯，几十年就能缩成一串职务：调度员、调度长、主任，副局长、局长，然后退休。问起印象深刻的项目，他觉得，那有啥好说的。可一谈到小时候，或者他姥爷的事，就会来了兴致，绘声绘色地演给我看。我把他讲的辽河、院子和各种游戏做成场景图，发到爸爸这边的家族群，大家立刻七嘴八舌地补充：房子该是什么样，花坛在哪里，游戏又是怎样玩的。有人找照片，有人画平面图，一张画错的图，有时反倒能带出更多记忆。

材料一多，实际的问题也来了。老相册只能拿手机拍，一页有好几张照片，歪歪斜斜，需要一张张裁出来；家人的录音要转成文字，还得知道谁在什么情况下说了哪句话。我就开始写小工具，让这些反复要做的事情简单一点。过去一年多练习编程、搭系统、使用模型的功夫，都在这里派上了用场。

也是从这里开始，我对 AI 的态度真的变了。我不介意电脑里能完成的任务，AI 样样比我做得好；恰恰相反，它们越高级、越好用、越便宜，我越高兴。因为我已经有了很具体的事要做：去认识一个真实的大家庭里，我知道和不知道的那些人，收集、了解、感受，再把他们的往事整理出来。我是这个家里的人，能够去问，知道去找谁，也有做这件事的动力和能力。那些新技术的每一次进步，都可以让我多做一点从前做不到的事。

William White 当年问到的竞争与合作，此时有了一个我没想到的对应。当年是同学与同学、班级与班级，如今变成了我和 AI。做一个完整产品时，我总在担心它们的能力超过自己；做家族史时，我简直盼着它们再强一点。我还在很投入地做事，也还在追求做得更好，只是现在，所有这些能力都可以来帮助我。

1924—2012

姥爷的历史

正在载入地图……

姥爷生于1924年。我从小就知道这个年份，却是这次沿着照片、履历上的学校和地名查下去，才逐渐看清，那是怎样一段少年经历：长沙的空袭，向乡间和山里迁移的学校，开物农业学校、衡山岳云中学、蓝田国师附中，然后是重庆、上海。在那些随时可能失去家园的年月里，他一直在找机会读书。我过去只知道他学问扎实，到了七八十岁还会翻译英文科技文章；这时才更想问，最初是什么使他那么看重学习？

我去找同一时期在那里读过书、办过学的人留下的记述。学校怎样搬迁，师生怎样安顿，靠什么继续上课，这些事渐渐具体起来。我想知道，姥爷辗转求学时，每天怎样度过，相信自己学到的东西将来能用在哪里。在我的理解里，他希望，只要中国不亡，有朝一日总能参加战后建设。后来到了上海交通大学，他参加知行社，组织学生活动，在1947年的街头宣传中被捕；再后来参加革命，到东北工作，却又被划成右派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。据我所了解，他并没有因此后悔年轻时选择的理想。

他的方向感和信念感究竟从哪里来？我一度想，会不会环境越艰难，人反而越容易坚定。可越试着代入他当时的位置，越觉得他面对的不确定性，比我今天担心 AI 怎样改变脑力劳动，要大得多。他要为一些自己相信的事情作出极大的投入，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我特别想听他基于自己八十多年的人生，讲讲怎样认定一件事值得做，又怎样在失望以后继续做下去。

姨妈的文章里，保存了一段姥爷给高中同窗的信。他写初到蓝田时，第一次小考，朱校长告诉大家：“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学生。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考试作弊的。所以我们不监考。”发完卷子，老师果然都走了。往后三年，大大小小的考试，都没有人监考。姥爷记得同学们的自豪，也记得老师除了传授知识，还教他们“求真”，教他们自尊。他把那三年叫作一生的黄金时代，写到同学互敬互爱，连一点小小的争吵都没有发生过。

妈妈还写过随父母在盘锦附近劳动的日子。姥爷设计了一只插秧船，一个长木匣子，装上秧苗，由他倒退着匀速拉行，在泥田里划出五条线，后面五个人顺着插秧。妈妈十五岁，每天跟着干活，挑秧、插秧，累得腰疼，晚上收工还爱唱歌，因为难得能和爸爸妈妈整天在一起。读这些文字，我很想再问姥爷，在受了那么多委屈以后，是什么让他仍有兴致研究怎样把秧插好？求知、做事的热情，与一个人经历过的打击，到底是怎样相处的？

可姥爷在2012年已经去世。在那之前好些年，疾病就使我们不能再清楚交谈。我只能找他留下的东西，读家人的回忆，再去找同时代的人讲过什么。那些问题里，既有我想了解的他，也有替现在的自己问的：接下来到底做什么有意义，做什么才能有结果；即使看不见世俗意义上的结果，什么事情仍值得全心投入？

1997 / 2026

1997年的信

武汉 · 1997，写信的人衡山 · 约1940，信里记起的自己

2026我读到这封信
1997姥爷写给我
1940他记起的中学

原信第一页 · 从这次考试，讲回自己的中学原信第二页 ·「预习、学习、复习」

七月底，妈妈说，衣柜上面还放着我小时候的衣服，也许可以拿下来给女儿穿。我爬上去找那一筐衣服，在旁边发现了三口袋旧资料：日记、作文、周记、同学录，还有姥姥姥爷寄给我的三封信。我早把这些信忘得一干二净。其中一封写在华中电力集团的信纸上，落款是“爱你的姥爷”，日期1997年6月8日。

开头就是那通电话：“从电话中得知，最近你在学习上遇到一点挫折，名次掉下去了，急得直哭。”接着，姥爷讲起了自己在我这个年纪遭遇的一次打击。他为了躲避轰炸，在长沙乡下一所初级农业中学念书，成绩总是第一；日本人打到长沙后，他只身去衡山，报考同样为躲战火迁去的岳云中学，插班读初三下学期。虽然录取了，教务处老师后来却告诉他，他考试门门不及格，是几位老师从前认识他，印象不错，才照顾录取。第一堂数学课，他竟一点也听不懂。

姥爷写，自己从来没有在学习上受过这么大的打击，下决心一定赶上去，结果就在那个学期，以第一名毕业。他从小要强，在农村学校得了第一就满足，到了水平高得多的学校，一比就比下去了。讲完自己的事，他回到我身上：育才也是强手如云，原来数一数二，如今别人赶到了前面，就应该好好总结，是抓得不够紧，还是学习不得法。

接下来整整一页，都是他常讲的“学习三部曲”：课前预习，上课认真听，课后复习，学一课就要吃透一课。公式要熟，最好自己能够推导；例题里的技巧要掌握，然后才动手做习题，不要反过来，课文没弄懂就急着刷题。他把习题看作检验自己是否真正学懂的机会，要先认真想，反复想，实在做不出来再去请教。每克服一次困难，就把当时为什么不会、后来怎样弄懂的，记在小本子上。

读完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。我一直想听姥爷亲口讲自己的青年时代，以为只能从别人的经历里找一点参照，没想到他早就写过，还特意写给了我。更没想到，重温他的第一人称讲述，竟然会把我带回自己第一次感到失控的时候：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办、从沈阳打电话到武汉哭起来的孩子，就是当年的我。那时的挫折和姥爷的回应，一起回来了。

激动里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欣喜和幸福。这些信当年收到时，我很开心，近三十年后再读，更开心了。原先读信，我在沈阳，姥姥姥爷在武汉；现在再读，我在人间，他们已经不在了。我带着另一组问题寻找他，却在完全没想到的地方，找到了他当年亲手写下的话。

姥爷从小就这样教我，做数学要追根究底，不能只满足于考完一场试、拿到一个好看的分数。一个原理为什么成立，人们为什么要建立这套数学体系，真正弄明白的东西才属于自己。现在再想起 William White 关于选课的建议，也会想到姥爷讲的这些话：研究方法、求知的品行、构建知识的语言和逻辑，远比选中了哪一门课更能长久受用。如今我执意亲手编程、亲手使用 AI，也还是想知道它怎样工作，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这些亲自得来的经验，别人拿不走。

同一批旧资料里，一篇1999年1月的日记，第一句竟然已经在问：“姥爷究竟是怎样的人呢？”那次分流考试，我只以一分之差避开了交两万元学费，姥爷既高兴又不高兴，问怎么能只凭这一分去读高中，要求我高中毕业进入前三。接下来，我却写了另一件事：妈妈在武汉跟录像带学太极拳，姥爷想复制一盘，让她回沈阳继续练，于是借来第二台录像机。没有说明书，重插线，换机位，调频道，还请了两位维修人员，整整四天没弄成。我们都开始担心他的身体，他答应先不研究，等以后有办法再寄过去，可临走前的最后一晚，又动起手来，这次终于通了。

全家就那么守着，直到夜里十一点，等那盘带子录完。我在日记里记下姥爷脸上的笑，一点也没有倦意，还有一种孩子气。我那时写，他不肯放弃的不只是两个录像机听不听话，真正吸引他的，是一个似乎解不开的问题。文章最后，我写道：“因为他相信没有做不成的事，我也信。”

姨妈后来还写，2008年，姥爷病得很重，连身边亲人也认不出，舅舅在饭桌上问他什么是无机物，他却脱口答了出来，令她目瞪口呆。我想起当年在耶鲁打电话回家，逐渐听不到他的声音。那些日子，家人还在一点点发现，他忘了什么，又有什么仍然记得。

2026

家族作品

整理姥爷的相册以后，我着手做出的第一份完整多媒体家族作品，却是关于爷爷王秀平——爸爸的爸爸。爸爸和两位姑姑给我讲故事，大姑还带来了爷爷晚年用过的旧 iPad，里面有他珍藏的照片和影片，包括她带他回蓬莱老家看祖屋的经历。她讲着讲着就哽咽，说直到现在，每天都会想到爸爸，又不愿总拿自己的伤心去打扰别人。

小姑却几乎什么事都能说成段子，连爷爷临走前几天，还能跟他开玩笑。听她讲自己的童年，我才知道，如今这么善解人意、做事有分寸的小姑，小时候竟那么横、那么天不怕地不怕。两个人一起讲，一个感人，一个逗乐。她们的回忆，加上爸爸的、其他亲人的，和各处找到的资料，渐渐变成一个更完整、也更有意思的故事。

我先整理成文章，大姑读完又哭了一场；后来写了歌词，用 AI 配乐，发给家人听。大姑和妈妈都说，歌词有点听不清，最好能看见文字。回到美国，为了给老年社区作展示，我又把它做成音乐影片，加上真实的照片、资料、想象重建的画面和中英文字幕，再发到家族群。连一向用幽默带过的小姑都说，把她看哭了。妈妈说：“这个我是真的喜欢。”

《怎能不忆》 · 王秀平

爷爷王秀平，爸爸的爸爸 · 完整成片 3′59″

我想起她从前一直问，咨询究竟做什么，别人从我的工作里得到了什么。这一次，作品摆在她面前，她自己就有了感受。大姑、小姑讲给我的那些话，我重新整理出来，又让她们看到自己未必知道的、别人记得的往事。她们讲述时的思念，也得到了其他家人的回应。

从前我在电脑前，替假想的用户打磨一个庞大的产品；如今听不清歌词，就加字幕，院子画错了，就再找照片、请人画图，访谈录音整理不过来，就做工具。每一个问题都来自眼前的人和正在做的事，解决以后，好不好用，有没有打动谁，也能直接知道。这些往事原先散落在各自心里，现在成了全家可以一同观看、讨论、继续补充的东西。我们在回忆长辈，又有了这一段新的共同经历。

我当然还需要挣钱，也在继续试这件事怎样成为一份可持续的事业。可它已经使我和相关的人都确切感到了价值，偏偏向没有这些背景的熟人介绍自己时，仍不容易三言两语说清楚。以前报一个公司名字和职位就够了，现在却需要许多背景，才能让对方理解我每天在忙什么。我实际上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更明确地感受到了它的价值，自我介绍时反而更难说清。这需要耐心，也考验我是不是真正相信自己选择的这条路。

2026

女儿的代数课

回到美国，女儿六年级开始上 Honors Algebra，我也把那封信读给她听。她小学一到五年级，没有我小时候熟悉的课本，也没有确切的百分制成绩；期末老师给一个等级，如果不是最高分，我们常常无从知道究竟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。她也不容易感受到，认真学习和最后的评价之间有什么关系。

代数课有严格的作业、小考、大考，每天能看到自己的百分制成绩，还要面对淘汰，身边不断有同学退出。可她并没有抱怨竞争，反而开始有兴趣实践各种方法，看怎样能够学得更轻松。比起莫名其妙拿到一个分数，知道自己哪里不会、怎样改善，更让她愿意投入。一个六年级的孩子，就这样得到了挑战高中数学的机会。

我们真的把预习、学习、复习三部曲用起来，让她体会了一回老式中国学习法，还真好使。Fixate on the goal, then trust the process：认准目标，认真按方法去做。近三十年前写给我的那些办法，就这样用到了下一代身上。

后来再回想1997年的信，我更明白，自己怀念的并不只是目标明确、有人告诉你该干什么的日子。在育才，只要改变方法，就能看到进步，学会的东西属于自己，这种自主掌控的感觉，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一点点形成的。目标清楚，并不等于结果已经确定，更不等于当事人没有经历不确定性。那时我已经在学习，怎样把全部精力用在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上。

此后的经历，只不过不断加入新的变量。到了耶鲁，连什么值得学、怎样才算优秀，都不再有共同标准；工作多年以后，努力、晋升和回报之间的关系，也不像原先相信的那么稳定。走到今天，如何定义问题、如何找到价值感，这件事本身成了一个问题。我仍然想把它弄清楚，仍然想把精力投入自己认同的具体事情，得到别人拿不走的收获，而不是在别人构建的故事里撑场面、跑龙套。

2012 / 2026

未完的实验

2012年夏天，我在沃顿商学院读书，报名参加了一次去坦桑尼亚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 leadership trek。那趟登山留下两个我一直没有忘记的景象。

一个是在半山腰的营地。平时需要仰头看的云，已经徘徊在我们脚下。我们面向东面，夕阳把云照得绚烂，山的影子也投在云里，仿佛云中还有一座山。二十来个彼此并不那么熟悉的同学，肩并肩坐在石头上，喝着热水、热可可，什么也不用说，就看着眼前的景象。我那时才意识到，原来我们已经在云层之上了。

另一个是在登顶前的黑夜里。我们要半夜十二点起床，连续攀登大约八小时，在早上八点以前到达山顶。那时已经在雪线之上，我们没有背氧气，全靠自己调整呼吸，脚步越来越沉，每次只能向前挪一个脚的长度。护目镜限制着视野，呼出的哈气又时不时把镜片蒙住，
可往前看，能看见前面一排人的头灯；
回头看，身后也有一点点灯光。
再抬起头，天上是星星，往脚下望，居然也有星星。我仿佛置身于头灯和真正的星星组成的星河里。

我没登过那么高的山，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究竟能不能吃得消，可那时就是觉得，脚下不能停，也不想停，也不需要停，非常兴奋。视野有限，步子也那么小，人却一直在往前走。后来天亮，到达山顶，停下来拍照，反倒没有那一段黑夜里的攀登，让我记得那么深。

那片星光也使我想起中学读过的《老山界》，红军队伍的火把沿着山路，“一直连到天上，跟星光接起来”。后来准备顺产生女儿，面对另一件从未经历过、不知道究竟会怎样发生的事，我又回忆起山上的景象。我丝毫不怀疑自己一定能做到，也必须做到。

我始终感激，自己是在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代长大的。那时，个人的成长与周围世界的进步相互印证，一分耕耘得到一分收获，似乎是很自然的事。后来经历过更多变数，我仍然不觉得年轻时的信心是幼稚的。在目标清晰、方法可以检验的环境里，我学会了主动寻找办法，也亲眼见过自己的行动怎样改变结果。此后，问题变得复杂，连什么算进步、什么值得追求，都需要重新界定，可为什么在简单条件下培养出来的主动性，到了问题更难的时候，反而就不再有用了呢？

这也是我那么想了解姥爷的原因。他生于1924年，从他的少年时代到2026年的今天，几代人所经历的中国，已经几度改变了生活的条件、前途的含义，乃至一个人据以作出选择的信念。有的人在战火中求学，盼着有朝一日能够建设自己的国家；有人为一个尚未出现的新世界冒险，又在亲手参与的世界里遭受打击。我们今天站立的地方，也曾是前人几乎不敢相信的想象。他们怎样在那么不同的处境里判断、行动，怎样承受自己选择的后果，又凭什么在失望以后，仍然认为有些事情值得做？

一个人能亲身活过的人生，N 只有一；但我们可以借助的经验，远不止自己这一份。姥爷八十多年的人生，几代人的经历，一个国家百年间的动荡与变革，再往前，是人类漫长的求生、探索和创造：这么多在不同条件下进行过的尝试，其中总有值得重新辨认的原则，总有一些不随眼前规则一同失效的价值。我想从这些经验里寻找变化中的常量，找到重新创造价值的抓手。越是不能简单照着别人走通的路往前走，越需要把问题想清楚，把那些仍然成立的道理弄明白。

更可贵的是，经历过失望以后，人还能够重新调动起希望。在世界与自己一同向前的时候，相信未来并不那么难；在规则清楚、付出能看见回报的时候，全心投入也比较容易。可当曾经信任的安排不再可靠，当努力未必得到、得到了又未必是自己想要的，人还能不能找出一件值得认定的事，愿意为它认真付出？这里面有一种西西弗斯的倔强，甚至反叛：已经知道希望可能落空，仍然不肯放弃寻找，哪怕只找到一点值得坚持、值得为之奋斗的可能。

我相信，这股劲头比任何一代人的经历都更古老。我们的祖先不可能事事等到有了把握才开始生活。他们在未知中观察、试错、适应，把摸索出的办法留给后来的人；许多人的一生，只来得及种下一点自己未必能亲见结果的希望。那些曾经微弱得几乎无法计算的可能，一代代累积，才有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生活。我愿意相信，在不确定性中寻找仍然可能的事、设法把它做出来，已经成了人类漫长岁月留给我们的一种本能。

姥爷留给我几页亲身经历，不会想到近三十年后，我会带着怎样的问题重新打开它。我也不知道，女儿或某个尚未出生的人，将来会怎样读我们留下的东西。所以我想保存的不只是最后的结果，还有当时的疑问、失望，没有把握却仍然作出的选择，以及一路上意想不到的发现。我想让他们知道，我们怎样从有限的经验里辨认值得做的事情，又怎样借着前人留下的一点光，去试自己还没有走过的路。我希望他们继承的，除了我们的结论，还有和我们一起思考的机会。

两点一线 · Two Dots One Line